据昨天的《信息时报》报道，11月15日，广州市工商局发出禁令，从即日开始，全市禁止向消费者出售鸭蛋。不管是红心鸭蛋还是黄心鸭蛋，不管是在批发零售市场还是餐饮市场，一律禁止销售。但16日，广州市工商局消保处表示，目前暂时停售范围仍仅限于红心鸭蛋，并没波及黄心鸭蛋。
既然未波及黄心鸭蛋，记者调查时为何发现广州市内多家超市，无论红心鸭蛋或是咸鸭蛋都不再有卖呢？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假若有关部门真的如此处理，就显得过于草率了。红心鸭蛋比黄心鸭蛋每斤要贵两毛钱，由于红心鸭蛋是喂鸭子“红药”的结果，其喂养成本要高于普通鸭蛋，也就是说，普通鸭蛋含苏丹红的几率是非常低的。退一步说，即使有关部门怀疑普通鸭蛋也可能有问题，就应该尽快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再做决定，否则，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停售，就可能给养鸭户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给喜欢吃鸭蛋的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
事实上，就连红心蛋也不全是有问题的。比如，广东省电白县的红心鸭蛋，就是当地一个著名的品牌。在广州封杀红心鸭蛋之后，电白县的养殖户由于受到株连纷纷喊冤：“我们在海边放养的鸭，生的蛋从来就是红色的！”原来，南方和北方的养鸭方式不同，南方多为在海边放养，而北方则多是圈养。放养的鸭子可以吃涨潮退潮时留下的小鱼小虾，而圈养则多喂饲料（《羊城晚报》11月16日）。遗憾的是，每当某种问题食品成为社会的焦点，好的食品总是跟着受株连，连“申冤”的机会都没有。
在问题食品出现后，如何做到在彻底清剿问题产品的同时，又保护好优质产品，这个关系有关部门似乎一直没能理顺。
事前无动于衷，事后草木皆兵，是有关部门在面对食品危机问题时常走的极端。在媒体报道以后，有关部门为了洗刷自己不作为的指责，全力出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走另一个极端，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带来大面积损失。
由于有关部门在处理“红心蛋”事件时，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已经给外界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红心鸭蛋都是有问题的。11月14日，韩国食品药品厅决定回收正在国内流通的中国产咸鸭蛋，检查是否含有苏丹红色素。截至本月12日，韩国先后19次进口咸鸭蛋，数量达8.9019万公斤，价值约达10.9189万美元（《法制晚报》11月15日）。这对于我国的养殖户无疑又是一个打击。
人们之所以会本能地放大“红心蛋”的危害，根源在于对有关部门的不信任。如果有关部门事先认真负责，及时发现问题，影响面积远不至于这么大。事实上，在“红心蛋”事件中，那些养鸭户也是受骗者，一些不良商人以高价诱使他们给鸭子喂“红药”，这些养殖户自己也经常吃“红心蛋”，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讲明“红药”危害，对不良商人进行处罚，不仅危机事件可以避免，当地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鸭蛋品牌也可以保全。
一次食品危机毁掉一个品牌乃至一个行业的悲剧一再重演，充分暴露出有关部门在应对、处理危机事件时的急功近利，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