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审议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等。其中二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单列“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引人关注。
热议多年的“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终于衣冠楚楚地入罪了。面对“地沟油”、“毒豇豆”、“致癌茶油”层出不穷的大众餐桌，在“植物奶油”、“面粉增白剂”欲说还羞的现实语境下，尽管审丑疲劳，公众仍不得不对食品安全监管寄予最后的期盼。这是绝望的矛盾：明知监管乏力，却又不得不仰仗监管——也许“不差钱”的机关单位里日益蓬勃的“菜园子”最能写照这份纠结。
相关草案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草案同时强调：“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责罚不可谓不严苛，新罪不可谓不震慑。虽然有些迟滞，但立法与民意的因应之道，还是值得肯定。
然而，要想“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真正成为监管者的紧箍咒，恐怕还不得不考量其他几个要素：一者，历史上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究竟是“无法可依”还是“违法不究”？新法解决的当然只是个依据问题，但如果法有了，而执行乏力，就算“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帽子再吓人，也只是徒具观赏意义；二者，食品安全监管固然重要，但人命关天且监管成疾的领域也不是独此一家，比如药品领域，疫苗风波是为见证，再如矿业领域，矿难事故触目惊心，诸如此类——是不是它们都需要一个新列的罪名、吓唬一下早就麻木不仁的某些监管体制？三者，“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前提是要有渎职事实，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除了个别特别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在食品安监领域，要确认其是否渎职，简直是难如上青天，一方面它可以借口技术力量的因素跳脱，另一方面又可以找标准滞后的借口，而如果这些前提不加以明确，司法力量的确很难界定相关部门及责任人有无“渎职”事实——或者说即便界定了，也很难撇清舆论压力的嫌疑，最终难以彰显法令本身的威慑力。
关于食品安全，慨叹“人命关天”是没用的，关键还是要“人命关官”。兜底的法律要大有作为，其实也只不过是厘清基本的权责利关系。回头看看，其实我国刑法里也不是没有“渎职罪”，而如果执法严格的话，又何须另立篇章、为食品安监单设罪名呢？这恰恰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最让人担心的地方——旧的“渎职罪”无法纾解的症结，靠新的名称与罪责就能一了百了？其实，真要严肃纲纪，只须将所有食品安监上的公共事件整饬到位，渎职或不作为的成本高了，违法违纪的代价看得见了，也就不劳新法登台忙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