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新华社一则题为《专家称食物快速测毒试纸有望成家庭必备品》的报道，说“目前，科学界正着手研究一种快速测毒试纸，用这种高科技试纸往食物上一碰，便能知道食物是否安全。该试纸一旦面世，有望成为家庭日用品。”读过以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测毒试纸可以测出食品的伪劣，这东西好是好，但如果它自己就是伪劣产品，那该怎么办？这样一想，非但没有觉得安心，反而又多了一层担心。
我先是以为自己瞎担心，但很快就读到一位网友对这则新闻的评论，问“有没有发明测试这个试纸的试纸？”后面的数位网友又一连加了好几个“有没有发明测试这个试纸的试纸的试纸？”可见对试纸不放心的不是我一个人。
科学界承诺提供防备有害食品的方法，但做科学的人却得不到公众的信任，这向我们发出一个警讯：我们社会的承诺和信任机制是不是出了问题？
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承诺和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和个人心理结构。社会学者吉登斯说：“信任缩短了因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排除了人的生存焦虑。若不加以控制，这些焦虑会不断对人的感情和行为造成伤害。”食品安全是建立在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承诺和信任关系之上的。人每天要吃东西，如果我们不能信任我们必须依赖的食品供应者，那么我们得承担多大的生存焦虑？
信任的对象是人，不是代替人的科学或规章。食品有毒，不是因为缺乏科学，而是因为有人在滥用科学。这些人甚至使有毒食品成为当今的“科普”老师：人们从大米里面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面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面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面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面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又从奶粉中了解了三聚氰胺。
同样，有毒食品之所以能畅行于市，不是因为没有规章，而是有人在破坏和利用规章。规章可以由法规管理，但法规最终得由人管理。尽管我们可以将人放置在监督制度之中，但我们最终还是得信任运作监督制度的人能公正无私，不损害公众的利益。我们不可能只依靠一层层的规章，因为一层层的规章最终还需要落实到一个个有道德、有责任心的个人身上。架空了人的道德和责任作用，“监督”机构和程序叠床加屋，难免成为“试纸的试纸的试纸”。
据报道说，能检测单一毒性的食物试纸早已面世，由于毒物花样翻新，现在“攻克”的目标是发明“能检测所有毒性”的试纸。这种试纸一旦上市，“市民外出买菜只需带上一包，非常方便”。且不说天下到底是不是有真能包测“一切”毒性的试纸，就算有，难道要把维护食品安全的责任，就此从厂商和国家转移到居民自己身上？如果这样，岂不模糊了食品事故责任的归属？
“以人为本”的社会应该对任何“去人化”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保持应有的怀疑和警觉。再精巧的锁具也解决不了社会治安问题，同样，品质再可靠的试纸也解决不了食品安全的问题。试纸顶多不过像一个测谎器，如果人与人交谈随时必须带着测谎器，不管测谎器多么灵便易用，都是在随时提醒我们，人际诚实交流是多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