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协调宣部、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的支持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组织专家起草了《分区接诊、集中诊治》建议，并就建议中的共性问题回答了媒体的书面采访。
专家介绍，根据近期披露的相关医学信息，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高传染性、相对低的死亡率、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或肺炎区分度不高等特点，大规模100%完全“收治”短期内难以实现且成本极其巨大，因此，应当把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入“隔离”，而不仅仅是“收治”。延长假期、停止公共集会、停驶公交、强调少出门和戴口罩、甚至“封城”等都属于切断病毒携带者有意或无意扩散病毒的具体举措，属于“隔离”。
如何切断传染路径必须抓主要矛盾。在病毒传播路径上，眼下最大的汇聚点就在“医院”，医院门诊是短期内人流最为汇集、病毒携带者密度最高的地方。由于符合高水平防病毒条件并有能力甄别冠状病毒的医院数量有限，瞬时集聚的疑似感染者、普通肺炎与感冒患者、以及大量基础疾病患者会短时间内消耗掉这些医院接诊能力，导致大量潜在感染者“堰塞”在候诊环节。就诊人数远超确诊人数，背后其实是易感人群、高风险人群。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播率，按照密度呈指数增长的传染机会，使医院无形中为病毒的传播创造了绝佳平台。因此，在“隔离”环节上，其他环节，如公交、地铁、商场、飞机、高铁等，都不如医院来得重要和紧迫，医院是关键的关键。
专家认为，任何公共卫生规划设防标准都不可能对小概率的超常未知事件进行配置，这就决定了这一道大坝往往难以完全阻遏突发的高传染病毒的爆发。因此，现在需要主要解决的是首诊环节“瞬时过载”和传染概率“人为放大”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初期恐慌性就医阶段最为突出。
首诊“过载”是“瞬时”引起的，用空间对冲时间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城市规划方法在抵御新型冠状病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主要领域。假设100平方米门诊每天接诊100人，和一天突然涌入1000个就诊者相比，密度增加10倍，算术级数增加的背后隐含着被传染概率可能呈几何级数增长。如果把首诊分散到10个50平米的社区门诊，每个门诊的就诊密度就只增加2倍，就诊者之间传染的机率随之下降。如果算上社区医院医生的加入，抵御第一波冲击的大坝“厚度”就可以大大增强。
“分布式”首诊和“集中式”收治的规划原理，就在于用“空间换时间”——在“瞬时”加厚“首诊”这一大坝最薄弱的环节。为后续的集中式诊疗赢得时间。在作为主要矛盾的医院环节中，矛盾主要方面乃是候诊环节，这里是聚集潜在（疑似）病人最多，防护挑战最大的一个环节。解决这一环节的问题，因资源饱和带来的“隔离”难题也就解决了大半。
专家强调，社区医院不能代替大医院门诊，转变为应急门诊并不是大医院门诊功能的简单转移。两者的任务不同：大医院门诊，面对的是危重患者和不确定的病情，对于后者，检测和诊断必须在一起；应急首诊则目标很明确——只需“筛查”是不是病毒携带者。这就使得检测和诊断可以在空间上分离。
社区医院替代的仅仅是大医院门诊中“筛查”病毒携带者、劝退普通肺炎或感冒患者的功能。现代网络技术和交通手段，使得原来门诊必须集中诊治的程序在空间上可以细化和分解。分工后的社区首诊只须重点负责“取样”一道工序，然后送往有检测条件的大医院，确诊后，再由专门的救护车运往定点大医院进行更全面的检测和隔离治疗。这样首诊可以变得非常快捷——只需将病毒携带者和其他患者分开，就算完成任务。这一构想事实上已经一定程度上在武汉等地得到实践。
随着新型检测设备和试剂盒的推出（中南医院发热门诊表示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核酸检测），首诊工作还可以进一步前移——简易的移动检测车甚至可以深入到有条件的单位和家庭，都可以代替“首诊”这项传染性最大的环节。“筛查”结果如果“是”，就直接通过网络“无接触”地报告给社区医院对口的定点医院；如果“不是”，就转移给非定点的常规医院或开药后回家休息。
社区医院任务简化后，防护标准就可以按照冠状病毒特殊的防护要求快速改造。其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当会低于建设大规模集中收治的大型医院的投入。与此相适应，体制也要快速切换：一是社区医院必须由定点大医院统筹管理，将其作为其发热门诊的延伸，确保后继服务无缝衔接。二是与此相配套，大医院发热门诊适当限号，一旦超过防疫上限，就要适时取消大医院发热门诊，代之以分布式门诊（或采用网上挂号排队的办法分流人数），并通过短信、微信等公布社区医院挂号指标，及时引导、反复提醒就诊者首选社区医院，否则，涌向大医院仍会是发热病人的首选。三是补充或改装足够的机动设备，应对空间分散后运输需求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