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牛最大利益相关方中泰双方（华彬集团、泰国天丝或许氏家族）针对中国红牛品牌的纠纷持续不断，但2019年以来一直没有激烈对决，直到11月25日北京高院的一审判决出炉。尽管该案的审判只是双方2016年矛盾升级后20个左右诉讼中的其中一个，双方阶段性诉讼结果刚刚浮出水面，但由于中国红牛的巨大品牌影响力，本案结果引发媒体和舆论热议。
判决书显示，北京高院驳回原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中国红牛”）要求法院确认中国红牛对“红牛系列商标”合法权益，并要求泰国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泰国天丝”）支付37.53亿元广告宣传费用的两项诉讼请求。该案中国红牛还需承担近2000万元的诉讼费，同时，据媒体报道，泰国天丝在国内注册53个商标包括安奈吉商标仍被法院查封。
泰国天丝则在11月28日晚发布声明称，一审判决“大获全胜”；中国红牛公司则发布声明称，一审判决仅围绕红牛公司是否对“红牛系列商标”享有商标所有权进行审查和裁判，偏离了红牛公司的真正诉求，对北京高院的一审判决坚决不予认可。
根据该声明，中国红牛称请求法院确认其对“红牛系列商标”享有合法权益，即有权使用“红牛系列商标”并享有其上所附收益等合法权益，而非请求法院确认红牛公司为登记注册的商标所有权人，并将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与理之争
商标具有严格的国家区域性特点，同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商标及包装装潢权益归属一般采用“诚实贡献论”或者“商标依附论”等理论作为裁判依据。专家普遍认为，任何一种学说理论都必须结合具体纠纷而慎重适用。
在中国红牛与泰国天丝的此次纠纷中，泰国天丝依据的是商标主体注册及行政运营中必要的授权文件和合约约定，中国红牛争取的是创立初期合约真实意思表示，市场起步的合同约定以及24年市场、品牌付出为商标赢取的增值权益。
对于判决，难怪中国红牛觉得不合理、不公平。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依据“商标注册”所有权判决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众所周知，商标与包装装潢以及附着于商品上的消费者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商业利益，依据商标所有权判决过于牵强，也难以服众。比如当前泰国天丝借助其他饮料的保健食品批文推出与红牛几乎一模一样的“安奈吉”，已经导致双方市场陷入混乱局面，泰方也确实在借机削弱中国红牛包装识别度，混淆消费者的判断力，甚至混放在一起销售，低价扰乱中国红牛的市场销售，甚至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恶性竞争。
举例来讲，泰国天丝的红牛商标就像一个桃核，在20多年前的中国功能饮料市场就像一片荒地，这颗桃核尚没有商业价值，而且随时有夭折的风险。泰国天丝强调，没有桃核就没有一切。现在进入收获期，投入方华彬争夺的不是果树，而是这个果园里的果实要有华彬的权益。所以华彬集团认为，泰国天丝的行为不仅是投机中国红牛市场红利，而且是“摘桃子”。
事实上，安奈吉市场推广和消费者接受并不如泰国天丝想象的那么顺利。11月就有东莞商户在朋友圈发出对安奈吉产品进行了低价出货的信息。
商业伦理之战
这场战争，不仅是商标权益战争，更是一场围绕商业利益的商业伦理之争。因为泰国天丝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商标权是我的，所有的合作马上清算，任何反抗都是在拖延时间。我不仅要要回商标，还要承诺巨大的利益把你的团队拿过来，为我继续做市场。中国红牛数位高管已经离职参与到这场利益场的争夺战中，这也是严彬最为伤心的。
纵观中国的功能饮料市场，已经是一片红海，而整个行业发展最绕不开的一个品牌就是红牛。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功能饮料市场还是一片空白。1993年，泰国天丝创始人许书标尝试将泰国红牛引入中国，结果因无法取得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无功而返。到了1995年，许书标和华彬集团创始人严彬结识后，在严彬的主持和推动下红牛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一个属于中国功能饮料的新时代大幕随之拉开。
事实上，华彬系2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经营，才把红牛这个无人知晓的品牌打造成中国功能饮料行业的领军者，曾经创造过230多亿的年销售额，创造了国内饮料行业的单品销售记录，并一度占据中国市场80%的份额。中国红牛的崛起也直接带动了行业发展，助力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功能饮料市场，虽然后续模仿者众多，但始终无法超越，中国红牛一家独大的格局难以撼动。媒体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红牛品牌的认知度较高。南京消费者薄先生介绍，20多年前，有时候踢球、跑步时喝。消费者刘先生则表示，听到红牛和泰国的渊源很诧异，因为他一直以为红牛是中国的。南京消费者徐女士表示，读中学时为了提神喝过，“我真是第一次知道它是从泰国来的，居然是‘洋品牌’。”
当时许书标和严彬的默契是友好和谐的，但隐患还是不少。一方面红牛直到2012年许书标去世前，16年红牛销量尚不过百亿，而且红牛在中国的中文商标环境尚未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基于许、严第一代创业者的合作默契，公司治理存在的历史问题也没有那么着急去清理和确定规则，比如股权问题，现在仍存在巨大的争议。
许书标去世后，严彬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许书标生前的种种承诺，许家第二代继承人毫不客气的回复道：这你只能去与他（许书标）商量。
中国红牛的巨大成功和不完善的治理体系显然是泰国天丝和许氏家族无疑是最容易下手的。1997年7月中国红牛北迁，在北京建厂后通过原料采购的方式，为不再对中国投入资金的的泰国天丝已经贡献了超过四十亿元的利润，但2015年后谈判中，泰国天丝和许氏家族第二代继承人想谋取更大的利益，包括控制权。
华彬开始反击
2016年，泰国天丝就多次发布声明称是中国红牛控股股东，并声称华彬集团侵犯了其商标的权利。尽管合营期限尚未到期，各方面工作尚在谈判，泰国天丝却借 “商标许可”噱头，向国内市场监管机构提前发出带有签字的申明函，单方面表明以后将不再续期，引起华彬的警觉。
2018年时，泰国天丝还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中国红牛的法律程序，在中国红牛体系动荡之际，泰国天丝通过委托授权等另起炉灶，建立起新品安奈吉的营销团队。在新的合作体制中，华彬离职高管团队成为其运作在华利益的“总经销”。
时隔三年，华彬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队为自己抗辩。2019年以来，泰国天丝发起的诸多诉讼，陆续收到地方中院、地方最高院不预受理、驳回或中止的裁定。
针对泰国天丝不分红和体外经营的指责，华彬集团称，泰国红牛股权许氏家族做了手脚，泰国华彬作为大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中国红牛投资建厂诸多决策泰国天丝不仅知情，而且还派驻了技术人员，提供了香精产品，并从中获利。中国红牛一直坚称，和泰国天丝在1995年签订的五十年合作协议是华彬方全力投资市场的前提，在红牛中国五十年经营期限内，泰国天丝通过向红牛中国销售香精等原材料获取利润，并确保五十年内仅红牛中国有权在境内生产、销售红牛饮料，与此同时，华彬集团独自主导红牛生产和经营，对中国市场结果自负盈亏。中国红牛认为泰国天丝不断发起诉讼的目的已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完全置历史、协议约定、商业伦理于不顾，意图独占中国红牛的胜利果实。
泰国天丝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在泰国红牛2016年的一次董事会决议将严彬在中国红牛的董事长身份免除。当严彬请求撤销该董事会决议的上诉在今年8月被驳回后，泰国天丝选择9月24日来公布这个结果，事实上，泰国天丝申请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严彬等人身份工商登记变更的申请诉讼已经被一审驳回。泰国的这起并非终审的诉讼并没有对双方在中国的法律进程产生效用。但泰国天丝或许氏家族在华利益体系却极度宣传此案巨大影响。红牛业务人员称，当时经销红牛的朋友圈出现有偿转发的信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消费市场的扩大，红牛在中国事业蒸蒸日上，其实华彬和泰国天丝或许氏家族与华彬的矛盾由来已久。据报道，2001年的时候，中国境内开始出现走私红牛（非法进口，也不符合国内监管政策），冲销多达5亿罐，不仅严重冲击了中国红牛的发展，而且扰乱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对国家税收也造成巨大损失。后经调查，这些走私产品大部分源自泰国天丝的东南亚红牛工厂。华彬配合当地工商部门对此进行了常年打击。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也曾说“在商业伦理面前，制度管理只是浅层次的管理，更深层次的是人性的管理。”我们应该期望，“中国红牛离婚案”，双方应以华人商业经济秩序崇尚的“以和为贵”解决此事，否则给中国红牛体系的员工、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商业秩序带来伤害，只是一个多方同输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