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一篇名为《临近稻谷收割期，江西九江出现“镉大米”》的公开举报信让九江镉大米污染一事进入公众视线。举报信称，环保志愿者在九江市九江县港口街取样送检后发现，村民所产稻谷及其耕地中重金属镉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标。10日傍晚，九江市柴桑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就此事发布回应，表示已经组织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将集中收存疑似污染大米，待检验结果确认后，对确属污染的大米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中国新闻网11月12日）
据南方日报2013年2月27日报道：深粮集团曾经从湖南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检验该批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湖南省政协的一份议案显示，近年来，湖南省出口（外销）农产品因有毒有害物质超标，被拒的次数逐渐增多。大米中的镉污染主要跟农作物的种植地污染有关。湖南多家粮食购销公司负责人认为，湖南普遍存在大米镉超标的情况，当时中央储备粮长沙直属库陈坚更是直言，“哪怕质量最好的大米，重金属也有问题。”
从那次毒大米事件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毒大米在市场上流通已不是短时间的事了，只是因牵涉多方利益，而没有人将这层窗户纸捅破。通过这次媒体曝光人们发现，从毒大米生产到进入储备粮库，再从储备粮库出来，流通于全国各地市场，这个流通链条的所有环节，均处处充满玄机。
“储备粮库”的概念不言而喻，它从多重意义上保障着国家粮食命脉的安全，它完全不是一个普通仓的概念，而是一个保证国家基本安全的战略屏障，形象地说，就是一个粮食战线上的国防部，与一个国家的军事国防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重要的部门，一定有着严格而严肃的管理制度。
但是通过这次事件，却让人感到所有严格而严肃管理制度，在毒大米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毒大米可以随时进随时出，多年来都是这样畅通无阻。由这里进出的毒大米来无影去无踪，谁都说不清明知大米有毒还要入库的理由，当然也说不清这些年来，毒大米究竟都流向了何处。
堂堂正正的“储备粮库”，竟然变成了毒大米的终转站，面对失守失控的乱局，粮食安全由还能由谁来保证？“储备粮库”保障国家粮食命脉安全的战略意义何以体现？这显然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制度执行及监管的问题，但是，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制度监管问题。
因为一份议案显示，“近年来，湖南省出口（外销）农产品因有毒有害物质超标，被拒的次数逐渐增多”。也就是说，政府早就知道毒大米的存在，而且知道源头就在当地。但是这份议案，并没有引发当地政府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已发现的问题。这就等于是给毒大米开据了予以放行的“通关文牒”，以不闻不问实则默许的处理方式，凌驾于制度之上，以破坏制度的方式纵容了毒大米的流通。
所以说“储备粮库”，变成了毒大米的终转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制度监管问题，而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问题，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明知不可为”。当地政府在极度清醒的状态下，默许毒大米的存在，就等于宣布了一方最高监管力量已经变监管为默许，在这样前提之下，下属级别的制度及监管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意义。
当地监管力量，为何无视这份明确指出问题的议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湖南普遍存在大米镉超标的情况，正如中央储备粮长沙直属库陈坚直言：“哪怕质量最好的大米，重金属也有问题”。也就是说，大米中的镉污染主要跟农作物的种植地污染有关，湖南的实际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监管力量对于土地污染在短时间内也鞭长莫及，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解决土地污染的问题，即不是一两个部门的事，也不一朝一夕之功，这里面即有当地经济结构问题，也有现有产业转型的问题，这就是深层原因。
这次举报信中，将造成农田重金属污染甚至不能耕种的矛头指向了长期排放红色污水的九江矿冶有限公司丁家山金铜硫矿。该铜硫矿最早源于1988年6月，由赣西北大队与九江县洗心桥乡（现为港口街镇）联合组建，时称洗心桥金矿，后经改制、易主，延续至今。2013年，当地上马了《九江矿冶有限公司丁家山金铜硫矿年开采10万吨项目》，丁家山金铜硫矿的生产废水，由矿区流经村子，最后流入东湖。当地村民农田土壤中镉、砷超标以及稻谷镉超标，与该项目环评中的特征性污染物指标吻合。
一些地方的GDP在增长，但污染更在增长；粮食产量在提高，但可以食用的粮食却在减少。毒大米流通中的制度监督漏洞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还是源头种植土地的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