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解决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
记者：怎么看待粮食高库存？
徐鸣：高库存体现了粮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征。总的看，我国粮食形势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流通能力显着提升，为粮食工作提供了宽松环境。但高库存、供需结构不匹配，成为新的严峻挑战。
从生产看，粮食生产连获丰收，但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我国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3亿斤增加到2016年的12325亿斤。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显。玉米、稻谷阶段性过剩特征明显，小麦优质品种供给不足，大豆产需缺口巨大。粮食生产日益向东北等水热条件并不占优的北方核心产区集中，粮食跨区域流通和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流通上“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压力沉重。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财政负担重、资源浪费大。
2017年，加快玉米“去库存”。这是粮食行业贯彻“三去一降一补”最重要任务。配合做好扩大燃料乙醇产量和使用区域工作，要深入研究探索消化玉米库存新门路。加大力度支持玉米加工转化。加快政策性粮食竞价交易，鼓励多元主体收粮，鼓励企业和农民多存粮，努力减少政策性库存增量。协助有关部门在鼓励加工产品出口，把握好进口，坚决打击走私。沿海沿边省份粮食部门要引导企业多用主产区的粮食，保持和增强主产区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降成本：比发达国家高1倍多
记者：如何解决我国粮食流通成本过高？
徐鸣：从流通看，受流通现代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流通成本偏高，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要高1倍多。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三高”有效化解，是一项紧迫任务。
近年来，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调控机制不断健全，在国际粮食市场数次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保持稳定。但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资源要素配置扭曲，粮食流通环节“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问题突出。
去库存、降成本需要通过改革来实施。要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加快改制步伐，积极稳妥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粮食经济。支持企业以资产为纽带，组建跨区域、跨所有制的粮食企业集团，开展全产业链经营，提升企业竞争力。
目前粮食流通存在的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在于供求结构性失衡。由于粮食需求弹性很小，简单地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尤其行不通，必须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矛盾、破解难题。
价格机制和收储制度不改革，对生产的粮食“照单全收”，农民不仅不会有动力优化种植结构，结构性矛盾也缓解不了，使粮食加工业成本过高、不堪重负。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改革玉米临储政策入手，下一步还要研究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但是，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生产能力改弱了，一定要保持粮食生产总体稳定。这是继1993年粮改、1998年粮改、2004年粮改之后，粮食行业的又一次重要改革。解决粮食加工业成本高过问题，推动粮食加工业发展，会大大促进去库存，更好满足中高端化需求。
补短板：告别“千人一面”“万人一米”
记者：怎么补短板？
徐鸣：供需脱节是粮食问题的最大“短板”。从消费看，城乡居民粮食消费需求加快升级，但绿色优质粮油供给不足。广大城乡居民已经不满足于“吃得饱”，而要“吃得好”，吃得安全、营养、健康，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消费需求旺盛，但是缺口很大。“大路货”多、高端精品少。面包、糕点、饼干等强筋粉、弱筋粉制品消费增长迅猛，但强筋小麦、弱筋小麦供给明显不足。粮食流通方式非粗放，“千人一面”、“万人一米”，与柔性精准流通方式距离甚远。从田间到餐桌的粮食质量安全体系不健全，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霉烂变质等问题时有发生。我们必须从解决“吃得饱”到满足“吃得好”华丽转身。
自从我们提出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后，各地积极推进。山东、湖北粮油加工业总产值均超过3000亿元，河北、黑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广东、四川等8省超过千亿元。各地积极推动品牌化、集约化发展，山东涉粮企业有中国名牌产品40个。湖北的“荆楚粮油”经过几年发展，品牌效应开始显现。西安爱菊、天津聚龙、上海良友等一批粮食企业集团“走出去”，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粮食部门要主动作为、高掌远跖，探索建立“优质优价”粮食流通机制。优质，满足日益提升的中高端粮油消费需求；优价，让种粮农民通过市场增加收入。要引导农民调整粮食品种结构，推动粮食加工业改造升级，增加中高端产品和精深加工产品供应，由保障“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转到推动“种粮能赚钱、吃粮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