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来什么”，神奇的“墨菲定律”，不论是对食药安全提心吊胆的公众，还是食药监部门，近来很是灵验。
过期疫苗、假冒奶粉的阴霾还没散去，又冒出“问题气体”。眼睛有恙去看医生，一针打进去，眼球就可能报废了——不是百发百中，命中率也高得惊人。
公众怕受伤害，食药监总局怕遭指摘，怕归怕，该来的还是来了。
最新的报道说，使用眼用全氟丙烷气体不良反应患者数量，仅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分别达到26例和45例，受害者共计71例，部分人已经单眼致盲。某媒体联系到的19名患者中，除一人视力仅为0.01外，其余18人已经单眼致盲。对此，若是有谁要故作淡定，要大家保持“理性”，那就近乎无耻了。
对于食药监总局，这次我不是一般的生气，尽管它近来沾了一身的唾沫星子，看上去“可怜楚楚”。食药监总局对致盲气体问题的回应，核心有两点：一是去年已经对涉事企业处以518万多元的罚款；二是涉事的气体样品数量少，无法进一步分析它们含有何种杂质气体。——事发至今已逾九个月，连该气体有害成分都搞不清楚，难道罚款成了你的主业，检测分析成了你的副业？
我对食药监总局一句轻飘飘的“搞不清”充满恶感。几十只受损的眼球，还苦苦等着针对性的解毒治疗呢，早一天弄清致盲原因，就多一分治愈的希望。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已经发展到深海潜水能看清黑暗世界的水平，却找不出一种致盲气体毒在哪。理由看似无可辩驳：不合格产品样品数量不够，甚或已经没有了。
几十只眼睛都换不来问题的真相，看来就要“死无对证”了！
不可否认，有些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变成“世纪之谜”，但现代人研究生产一种医疗产品，导致几十人眼睛受损，难不成生产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设置“难解之迷”？如今连成分都搞不清楚的东西当初是如何拿到“准生证”的？食药监部门在发证之前，是否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对该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了把关？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没有能力把控它有无大的风险，就别准允企业生产，否则岂不是拿病人当试验品？
或许食药监总局会诉苦：我给你一杯水，加进去很多东西，你能检测出我加了什么？是的，一杯水胡乱添加进东西，当然不可能完全检测出来，因为可以加进去的东西数不胜数。
但是一件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了什么，化学反应后产生了什么，应该是不难检测的，特别是药品。
常识告诉我们，药品的不良反应得经过多少次的反复试验！事实上，检测的大致方向是有的，并非无从下手。企业搞不清楚，属下的专业检验或研究机构也搞不清楚，有没有寻求国内外研究机构来共同破解？
食药监总局能不能晒一下，你为破解有害杂质尽了哪些努力？
我承认自己不懂复杂的医学问题，但总会有行家看不下去。昨天凌晨，我在网上读到一篇北京大学免疫学系王月丹博士的分析文章，题目是《“致盲气体”可能是氟化氢——评南通和北京眼科手术患者术后炎症致盲事件》。文章指出，“致盲气体”这一悲剧的原因，并不是医护人员的失误，“
应该就是15040001的眼用全氟丙烷气体。这批气体中，可能含有氟化氢或者氟气，可能就是令患者致盲的原因”。看来破解这个难题，并非食药监总局说的像狐狸捉刺猖——无从下手，只能摆出一副苦逼相。
食药监总局的说辞招致口水，是因为话太不靠谱。你说样本不足，问题是什么时候暴露，你又是什么时候介入调查的？你说“涉事企业已于去年7月28日完成对2015年生产的两个批次（生产批号为：15040001、15040002）共计8632盒眼用全氟丙烷气体的召回工作，产品已全部得到控制”，剩余8000余盒也查不出杂质？样品少了，企业就按照那两个批次产品的工艺流程，再生产一批不合格产品用于检验，可不可以？
样品不够，难以检测——简直是个天才的理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食药监总局眼看就要卸掉身上的一块大石头了。如果检测出这批药品中导致伤害的杂质成分，它就得承担相应的审批责任和监管责任。企业检测不出，专业机构检测不出，自然是“趋利避害”的最好选择。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已然看到这起可疑群体不良事件的最终结论。4月12日，涉事企业天津晶明公司法人代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
“如果从含量这块说，怀疑是不是中间有破损，或者其它方面导致的说不明的杂质。”你看看，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早被推得远远的了。涉事企业与监管部门是否已经达成某种默契，还真不好说。
食药监总局近来的做派，颇像赵树理在小说《三里湾》里刻画过一个典型人物，外号叫作“常有理”。
常没理却表现得“常有理”，不外乎一副强词夺理、自说自话、执之一端不及其余、胡搅蛮缠乃至打滚撒赖的嘴脸。就食药监总局而言，其目的大抵只有一个：推卸责任。
前段时间，舆论对疫苗问题穷追猛打，食药监总局不失时机地请公众“走近科学”，要你明白“打了过期疫苗也无害”。没多久曝出假冒奶粉问题，该局先是表示这些冒牌货符合国家标准，随后又告诫公众不必恐慌，意思是“吃了也没事儿”。这两次都是忽悠，这回“问题气体”把那么多人的眼睛都整瞎了，再忽悠“没事”，是忽悠不下去了，就来个“搞不清”。
尽管这些问题没一件是它主动查出来的，但它永远不乏说辞，不是“常有理”又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哪有无时无处都真理在身的“常有理”呢？只是脸皮太厚，本性难改，自诩“常有理”罢了。
权力者往往拥有“最高的道德”或“真相的解释权”，即所谓的“手中有权常有理”。权力者是不屑于讲道理的，你硬要跟他讲道理，他就给你弄出一个歪理。如此去看食药监总局，“常有理”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不管是现实情形还是艺术形象，“常有理”们都是一个以无理为前提，却总以有理者的姿态作为基本特征的，无理的他们事实上总是享受着有理的待遇——问题食品药品监管不力，就该挨板子、担责任，而人家很多时候能安然无虞。鲁迅先生说经常感到对于一些明明错误和罪恶的事情，有无能为力的痛苦，说的大抵就是这类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