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团圆吃饭，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走出家门，去餐厅酒店订个包房，但一些餐厅设置的“最低消费”却让一些消费者头疼又无奈。
这几天北京商务委发布的信息显示，包括眉州东坡、湘鄂情、俏江南、顺峰等知名餐饮企业已取消了“最低消费”和包间费的业内“行规”。记者昨天走访了上海部分餐厅获悉，湘鄂情在上海的连锁店也已取消了“最低消费”，但仍有不少餐厅设置了较高的“最低消费”。专家表示，设置“最低消费”不仅有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且还造成了餐桌上的浪费，助长了公务消费讲面子的风气和攀比心态。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金培华透露，目前上海并没有法律法规对“最低消费”有相应的制约，但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已经开始重视并讨论这个问题，春节过后或出台统一管理办法。
消费者只能按规定“凑满数”
因为孩子最喜欢王朝大酒店的自助水果与冰激凌，姜小姐年初四晚上预订了一个10人以上的包间，不料碰到了一道“门槛”——包间最低消费需要2500元。为了凑满这个数，姜小姐一口气点了8个冷菜、10个热菜、一道汤和两份甜品点心。“等大荤上桌，大家基本都饱了。”回忆起这顿饭，姜小姐显得有些郁闷，“整整一桌菜，12个人全力‘战斗’，还是剩下不少，离开的时候一大碗虫草花老鸭汤基本没动过，家中老人看着舍不得，全部打包回家。”
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许多消费者春节不再“买汏烧”，而是选择去餐厅吃饭，却被“最低消费”弄得十分尴尬。记者昨天走访了沪上多家餐厅、酒店，发现不少餐厅有“最低消费”的规定。小南国东湖店一桌的最低消费为1500元；鹭鹭酒家中环店10人包间不含酒水最低消费为1500元；俏江南881会所店的包间人均消费为300元，另收10％的服务费，大厅人均消费也需要200元以上……
“最低消费”一直以来是餐饮行业的潜规则，不少餐厅会在5人以上的包厢、宴会厅设置“最低消费”。一位餐饮行业业内人士透露，酒店餐厅设置‘最低消费’，有些是出于成本考虑，而且有‘最低消费’的餐厅大多生意较好，“近年来整个餐饮市场的服务质量在逐年下降，设‘最低消费’是为了确保服务质量。”但是不少消费者认为，设置“最低消费”并不合理。
有损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
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主任陈秉惠认为，餐厅设置“最低消费”，可能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经营利益，但这一行为对消费者作出了限定，提高了消费门槛，其实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损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法律规定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最低消费属于强迫消费。另外，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为了达到这个“最低消费”标准，很多消费者只能多点菜、点贵菜。陈小姐年初四在小桥流水精菜坊和父母吃饭，因为带着婴儿想要清静，便预订了一个包房，但最低消费必须满800元，陈小姐无奈之下只能点了最贵的海鲜才“达标”。
陈秉惠认为，原本两三百元就能解决的晚餐必须花费千元，这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不值得提倡。
“餐厅设‘最低消费’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上海市消保委常务副秘书长陶爱莲表示，市消保委早几年已经明确餐厅酒店需明示告知“最低消费”，并倡导餐厅酒店取消“最低消费”，或降低标准较高的“最低消费”，根据消费者的实际情况进行自主选择，避免造成浪费。
公款消费是“主要参与者”
多年来消费者一直呼吁取消“最低消费”，顽疾却迟迟得不到有效根治，更深层次的原因恰恰是“有市场”，迎合了某些应酬的需要。
一位在本市某高级餐厅工作的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平日里预订餐厅包厢的，很多都是公务消费，他们并不在乎“最低消费”，往往开一瓶高档红酒，或者每人点一份海参鱼翅就够了，最后的账单远超“最低消费”。相比之下，普通消费者预订的包房，最后的账单常常就在“最低消费”之上一点点，一看就知道是凑出来的。他透露，“节前公务宴请最多，有的时候餐厅会特地给经常光顾的老客户预留空房，保证他们到了有包厢。”
陶爱莲指出，“最低消费”的存在回应了某些公款应酬的需求，很多商务宴请认为高档餐厅是档次的体现，包厢设“最低消费”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让被宴请者感觉有面子、有派头，实质上是不仅浪费社会资源，更助长了虚荣心和攀比心态。
